在祖国南太行脚下的一个小山村里，村中的老人们都会吟诵这一段歌谣：“孤山耸立，雄踞独峰。九岭相向，十山相拥。群峻荟萃，景情融融。情留何处，在故人中。”

在歌谣所描绘的绵延群峰间，秀丽的美景隐于山西省阳城县河北镇孤山脚下的孤堆底村中，而融融的追思之情，则可以从田园中显眼的千米碑林后找到归宿，那是一栋红墙碧瓦的建筑，是模范县委书记——孙文龙的纪念馆。

它依山而建，庄严肃穆，内存名家墨宝，贤士留迹，观之令人肃然起敬，动人心魄。难以想象的是，这座纪念馆是在上世纪80年代由当地村民自发修建而成。而孙文龙生于斯，长于斯，归于斯，浑金璞玉，风骨可鉴。“太行山上的焦裕禄”用自己的一生记述着南太行县际的革命故事。

甘作公仆，勤政苦干

起初，孙文龙的革命事业并没有得到家人的理解与支持。怀着对党的事业的一腔热血和对人民的满腹深情，他义无反顾奔赴使命。

1957年春季，在省城工作的孙文龙为响应党中央发出的“动员干部、下乡上山”号召，自己向组织递交了申请，主动要求返乡支农。

这对孙家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打击——孙老汉老两口膝下三儿一女，只有孙文龙一人闯出农村，他参军后又被分配到山西省委机要处任机要员，深受领导信任，是老孙家最大的骄傲。

可现在他却放着平展展的路不走，转头钻回了农村，孙家二老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儿子的做法。为此，父亲孙明仁还特地打发二儿子孙文德赶到省城表达反对意见，试图说服他放弃这个想法。

但孙文龙主意已定，九头牛都拉不回来。

很快，省委批准了孙文龙的请求。孙文龙卷起行李，告别省城，回到了故乡阳城。

“小坤（孙文龙的乳名）到底图个啥？”孙文龙去世后，孙文德在三弟的工作日志中找到了答案——“我是党的人，党说要到哪里，就到哪里”“咱们生长在农村不能忘了农民，党号召我们到基层，咱就应当到农村经受锻炼，和人民同呼吸，共命运”。

信仰这东西，有时候就是一句话、一件事，而在孙文龙的生活中，信仰就如他呼吸的空气一般，无处不在，时刻陪伴。

在乡镇历练多年，35岁的孙文龙升任阳城副县长，之后又当上了县长、县委书记。职位变了，为老百姓办实事的初心不变，他依旧和农民一起奔走在田间地头。但长期超负荷运转，终于击垮了这个硬汉。1974年春，孙文龙在参加会议时当场昏迷。经医院诊断，他身患肝硬化，并出现腹水。

此后，孙文龙下乡，中药、药锅不离身。

1977年，为了加快改变革命老区落后面貌的步伐，当时的晋东南地委决定选调一名得力能干的同志到武乡任县委书记。常委们一致认为，担此重任者非孙文龙莫属，但考虑到他的身体，常委们又举棋不定。

不少人都劝孙书记万不可调往武乡自讨苦吃。理由很简单：从工作的角度看，与阳城相比，武乡经济底子薄，付出的精力会是阳城的数十倍；从个人的身体状况看，孙文龙长期带病工作，肝病已经愈来愈重。孙文龙理解干部群众对他的关心，也明白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。

地委领导与他谈话征求意见时，他亮明了自己的态度:“共产党员四海为家，哪里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。苦，我不怕；累，我也不怕，就算把我这把骨头撒到武乡又何妨！”

于是，孙文龙带着药锅，拖着病体，奔赴武乡，挑起了改变革命老区的重担。

任职3年，孙文龙带领武乡人民调整农作物布局，扩大小麦种植面积。在第一年就使全县的小麦播种面积由4万亩猛增到11万亩，第二年亩产由50公斤增加到105公斤，全县人均小麦由15公斤提高到60多公斤，创造了武乡历史上的最高纪录。他还兴建发电厂、化肥厂、缫丝厂，为武乡的工业发展夯实了基础。

1980年，孙文龙调任屯留县委书记。这时，他已是肝癌晚期患者，一米八的大个子瘦成了一根柴。

在一次会议上，孙文龙晕倒在地，被抬进了长治和平医院。病情稍有好转，他便不顾医务人员和家人同事的劝阻，强行出院回屯留。“来日不长，更要好好干几天，即使短命，也心甘情愿。”他对前来探视的武乡县委常委、农工部长曹明魁说。

严守底线，廉洁自持

孙文龙的底线是人民的利益，他严守党的纪律，并让清廉风气作为家风，一脉相承。

在武乡任县委书记时，正是党中央平反文革和历次运动中的冤假错案的时期，经孙文龙之手昭雪的案件达到上千起。孙文龙身体劳累，却干劲很足，这一切人民看在眼里，感激在心里。但当老干部范进出于感谢给他500元钱时，他却急眼摔了碗，怎么也不肯收。范进脸上流下了泪，心里却绽开了花，他知道：“有孙书记这样的好干部，人民才有盼头。”

孙文龙与自己的通讯员小吴有个约定：若是他俩哪一个多吃公家一嘴、多拿公家一点，另一人就拿剪刀剪掉对方的手。

1976年底，阳城县委机关将孙文龙评为困难户，小吴把100元救济款送到了他家里。

孙文龙最初有些疑惑，问明情况后，脸色一下子阴沉下来，硬是要小吴剪掉自己的手。小吴很委屈，不明白孙文龙为什么要这么做：“孙书记，你咋不算困难户？看看婶子身上补丁摞补丁的衣服，再看看孩子们，破衣烂衫的不说，放学回家还得去拾炭……再说，这救济表是我填的，困难户是大家评的，跟你无关。”

孙文龙沉默半晌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：“我再穷，还能比老百姓穷？这救济款不能要！”小吴只能将救济款又交回县委办公室。

干部过金钱关不易，过家人关更是难！孙文龙不仅以身作则，还严格要求自己的妻子儿女。

1977年，孙文龙大儿子孙太林准备结婚，妻子想为儿子地办一场比较有排场的婚礼。

这时，孙文龙刚接到去武乡的调令。他给妻子做工作，说：“我是共产党员，又是县委书记，太林的婚宴还是应当从简。阳城的干部问，就说要在武乡办；武乡有人问，就说在阳城办。两地都不惊动，这有多好。”

没通知同事好友，没响一声鞭炮，孙文龙给儿子办了一场简朴之至的婚礼。

对于孙文龙立下的这些“规矩”，家人一开始也很难理解。但随着时间的沉淀，如今孙家兄妹对父亲有了更深的认识。孙太林说：“父亲也爱家人，也疼孩子，但他的心中更有着一份大爱。”

1982年3月16日，孙文龙因病离世。连任3县县委书记的他，居然找不出一身没有补丁的囫囵衣服，装殓时穿是生前兼任县武装部第一政委时穿过的一身军装。在家人看来，他清贫困苦；在同事眼中，他干净清白；在人民面前，他却总是“富足而精神”的样子。在孙文龙与世长辞之前，他所留下的唯一的财富大概就是人民的满意。

创新改革，科学实干

孙文龙是党员，是知识分子，更是改革先行者。他深知，要让人民生活得到改善，不能只靠情怀，还要依靠科学知识与脚踏实地的努力。他总爱说一句话：这主意，那主意，让老百姓过上富裕日子才是好主意。

1958年的一天，时任寺头公社管委会主任的孙文龙到董家岭村下乡。走到一架山梁上，他发现一个农民正在地塄边专心致志修剪一行桑树，便主动过去跟这个叫成兴安的人攀谈。

“老哥，你为啥费这么大的劲修剪桑树？”

“一亩百株桑，种田不纳粮。庄户人家养一张蚕，就有了一年的开销。”

“栽桑需要息地吗？”

“桑树长在地塄边，不占地，不遮阳，不与庄稼争水肥。”

“天旱怎么办？”

“天旱圪针旺，桑条冒一丈。这东西耐旱。”

孙文龙听后大喜。从董家岭归来，孙文龙便迷上了蚕桑。他拜成兴安为师，并在公社门前亲手栽了7株桑树做试验。试验获得成功后，他又雷厉风行地在全公社推广栽桑养蚕。

3年后，寺头的桑树由2400株发展到31万株，群众收入逐年递增。寺头一跃成了阳城蚕桑发展基地，1960年还被列为华北蚕桑检查团的参观地之一。

此后，孙文龙走一处干一处，为阳城、武乡、屯留3县群众栽下了数不清的“摇钱树”，给千万农户带来了享不尽的“红利”。今天的阳城早已成了闻名遐迩的“华北蚕茧第一大县”。

他一生致力蚕桑发展，而他“蚕桑书记”的美名也在太行太岳乃至全省不胫而走。苹果书记、养猪书记、棉花书记、粪篓书记、水利书记……老百姓送给孙文龙的雅号还有一长串，每一个的背后都闪动着他时时处处心系于民、千方百计帮农致富的忙碌身影。

上世纪50年代末，阳城人还没见过苹果长啥样，是孙文龙率先从东北成功引进优良品种，让寺头万亩苹果园名扬晋东南。1967年，在孙文龙的主持下，海拔1000多米的阳城县大安头创造了高严寒山区植棉夺高产的奇迹，受到周恩来总理的表彰……这一点一滴的创新，使得这些贫困县面目一新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。 当年在寺头乡工作的老党员陈老太始终铭记着一件小事。寺头自古有个传统，叫做“好官送鞋、赃官脱帽”。上世纪60年代，孙文龙从寺头调往润城担任公社党委书记。

陈老太感念孙书记的辛劳，手捧一双新鞋，准备赠与孙书记。而当她走进孙书记的办公处时，看到孙书记正对着14双崭新的鞋子热泪盈眶，那一刻她知道，孙书记所做的一切，都被百姓一针一线地缝进了心里。

寺头乡的一名蚕农介绍，每次家里有贵客来，阳城农民都会炸一种叫“油圪垛”的稀罕小吃。这时候，好些蚕农总会盛上一碗，恭恭敬敬地献在桑园和蚕室里，不是献祖宗，也不是敬蚕神，而是悼念给大伙栽下“摇钱树”的孙书记。

而今，当山风再次吹过那一片片桑田，那留过泪痕的新鞋，那被恭敬地放上案桌的“油圪垛”，都成了人民对孙文龙的最高赞誉，也成了太行脚下最深情的记忆。